刘纳著的《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其意义不仅在于以精彩的笔触填补和描述了1912－1919年中国文学的历史，也不令在于深刻揭示了新旧文学变革的内因和“五四”文学的新特点，更为重要的是其方法论的意义，启示我们明白应该运用怎样的方法研究文学史。
自“文学史热”兴起之后，各种版本的文学史接连出版，令人接应不暇。应该承认，其中确有一些深刻、扎实的力作，开拓出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然而，又不能不看到，总体的状况不容乐观，相当部分的文学史属资料连缀、重复前人的粗制滥造之作，尤为突出的是从既定的结论出发，往现成、陈旧的框架中填塞进众人皆知的作家作品论述，制成所谓煌煌大著。甚至于把文学史撰述变成吹捧自己以及小圈子亲朋好友的机会，失去了史家的风范和最起码的艺术鉴别力。这样的“文学史”绝不是史著，出了不如不出，应在摒绝之列。
而刘纳的这部史论却是难能可贵的，在以上所说的文学史滥造风反衬之下，愈发显得珍贵。
刘纳的《嬗变》不仅没有采取从既定结论出发的轻松方式，而且有意识地对五四先驱关于1912－1919文学状况的评判发出了挑战，以极大的耐性数年如一日地浸泡在数量上汗牛充栋却又毫无艺术吸引力的原始资料堆中，一律以当时出版的原本报刊、书籍为据，在原版的文学史料的孜孜石乞石乞的阅读和回味中查寻历史的真迹，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艰苦的探寻，真相终于大白，原来1912－1919年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绝不如胡适所说的那样：“看来看去，只有两派”的小说，即“只可抹桌子”的“最下流的”和虽不必“抹桌子”但“只配与报纸的第二张充篇幅”（《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而是“生动地展开”，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光辉悠久的古典文学有一个不失体面的尾声，适应时代变化的新文学有一个轰烈的开始。”当然，对于胡适也不必苛责，他当时身处与旧文学交战的情境中，为了新文学的兴起只能把面临的文学状况说得坏些。而多少年后的今天，作为文学史家就不能意气用事了，应该拂去历史的烟尘，还文学的本来原貌。倘若拒绝艰苦的劳作，不愿完整、系统地阅读原始资料，仅从胡适的“抹桌子”评判出发去写文学史，哪里还称得上是什么文学史家？！
文学史是文学的艺术发展史，仅还原历史的史料全貌，还不能成其为文学史。刘纳则进一步发挥了她的特长，对文学作品进行了高度敏锐、中肯、简括的审美鉴定。对苏曼殊的评价就是典型的一例。苏曼殊在一些文学史著作中被视为1912－1919年间惟一值得重视的代表作家，刘纳却认为他的诗尚肤浅、小说也并不显得特出，而苏曼殊的名字与作品之所以至今被较多的人知道，很大程度上是得助于友人的情谊，即陈独秀、柳亚子等人对他作品的发表、搜集、整理、流传与评价所起的作用，使得“在同时代作家中并非最杰出者的苏曼殊，获得了最大的传世的可能性”。这样就通过审美鉴定的水平仪，准确地评价了苏曼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给失去机会的其他作家以公正的待遇，并且揭示了作家作品传世的非艺术原因，没有唯他人马首是瞻。这正是一位文学史家的最宝贵的品格。
刘纳非凡的审美鉴别力还表现在对作家特点的简明概括上。例如指出胡适的“新诗‘尝试’仅有探路和纪念的意义”；陈独秀是“以思想领袖的身份关注文学问题”；“钱玄同并无文学气味，刘半农却同时又是一位新诗人”；周作人“只成就了一个出色的散文作家”等等。最值得注意的是对鲁迅特点的准确把握，一边确认“鲁迅是五四时期中国惟一达到当时世界水平的作家”，一边又把鲁迅的才能鉴定为“较为敛抑的类型”，“精炼的同时”，“也就缺了些丰赡”、“开阔”、“赫奕”，因而“不必硬把他抬高成世界级的文学巨人”。这绝不是在贬损鲁迅，而是在以鲁迅自评时所显示出的明白和清醒作出的极为准确的文学史定位。我梳理鲁迅研究学术史资料20余年来，还没有发现第二个像这样的概括。作出如此概括，自然比局囿于三个“家”的诠释要高超得多，表现出了一个审美鉴定家的勇气、公允和才能。
刘纳在她的第一本论文集《论“五四”新文学》后记中称自己“长于‘描述’，拙于‘思辨’”。有些评论者也就认可了这一自评，以为她当真有此“拙”处。我却恰恰相反，认为刘纳是既长于艺术“描述”，又善于理论“思辩”的。她的理论思辨能力，不仅在女性研究家中是凤毛麟角、极为少见，而且绝不逊于那些理论思辨色彩最浓厚的男性研究家。她所自称的“拙”于的“思辨”，是特指那种从概念到概念、以结论推结论的空洞无物的“思辨”游戏。对于这种游戏，不仅应该“拙”于，而且必须摒弃，因为这正是长期存在的食洋不化、生涩无用种种弊端的方法论根源。所以刘纳在研究工作初期就自觉防止这种倾向，宁愿把看似精辟的结论性的话删去，也绝不“把自己的思考纳入一个既定的结论”。到写作《嬗变》时仍“不以提炼规律为目标”。但是，全书却和她的论文《在逆现象中行进的新时期文学》那样，充满更为犀利、深邃的关于悖论、矛盾、错位、偏离、差异等“逆现象”的理论思辩，运用比较这种最有效的思辨方法寻找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历史变革的轨迹，使读者从色彩缤纷的精彩描述中“推导出某些包含超出现象本身意义的结论”，在眼前呈现出一派别开生面、闪烁神奇光焰的文学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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